反贪局专案作者:肉书屋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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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没有索要，都是大家自愿给的。于是，他在新婚的妻子前，保持了做人的尊严。
别人很能谅解他，贪就贪点吧！他自己也能自圆其说，没有张手要。于是腐败在人们的心理上畅通无阻，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谁要对腐败说个不字，委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保险箱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梅花被办案人员带走之后的事吧。
带走她就是让她交待慕绥新的问题的。前妻交待了，现妻也得交待。她对这个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像贾桂娥知道早晚会有那一出，打定主意扛着，当然最后也啥都说了。
梅花虽然也30出头了，但还非常天真，还沉浸在她和老慕的感情里。一下子被“两规”起来，见不着老慕了，也不准随便活动了，干什么事都受到了监视，真是受不了。
她是搞音乐的，搞艺术的，自由，浪漫。跟老慕认识以来，结婚以后，都非常地浪漫。因为这正是老慕的追求和需要。老慕在工作中十分劳累，在官场上十分劳心，在家庭中没有格调，只有到她这里来寻求格调，然后组成新的家庭，继续追求格调和浪漫。
现在这种生活被阻止住了。表面上看是被办案人员阻止住了，实际上是被广大人民阻止住了。你想一想，沈阳这个老重工业基地有多少下岗工人，而且很多是全家都下岗，没处去挣钱，冬天没钱取暖，屋里太冷，就整天逛商店不买东西，或者花一块钱，坐上环城路的公共汽车，来回来去地转。而他，慕绥新，这个市长，平均每个月受贿十几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无钱镬灶当棺材，有钱桌子当戏台。所以就必须止住了。不止住可不得了。贪点贪点吧，那是不知道他竟贪了那么多，知道贪了那么多早就吓坏了。
梅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她想的是，跟刘宝印的妻子坐上飞机到北京去买化妆品，一天打个来回。都住在大沈阳，想的问题不一样。现在不讲忆苦思甜了，眼面前的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钱的想没钱的事，有钱的想有钱的事。贪了钱，犯了法的，想办法把钱交出来。
办案人员阻止了梅花的浪漫，让她想钱的问题。有那么多钱，别人干几辈子都挣不下，让你想想把这些钱放在哪里了，然后找出来，交给国家还不行吗？
她不说。她觉得，她一说，老慕就完了，老慕一完，自己也就完了。自己跟老慕好了这么多年，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妻子的地位，而且是市长的妻子，多么骄傲啊！可是自己一说，他收了那么多钱，他的市长肯定就当不成了。所以不能说。
不说她又实在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反复追问。他们问得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们的话往下说。你要瞎编瞎说，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行不通了。人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让你说真话。她又是个特别心直口快，爱讲真话，不会说假的人。
眼看着她就要坚持不住了，就要说真话了，可是她又万万不能说真话，这可怎么办？脚板上长草——慌（荒）了手脚。
她就疯了。
也许是假疯，也许是半真半假地疯，总之行为不是正常人的行为了。办案人员问她话的时候，她不说话，她唱歌。办案人员说不要唱歌了，她就不唱歌了，她就跳舞。说不要跳舞了，她就停止跳舞，冲着办案人员笑。一边笑，一边七扭八歪地走过来。办案人员往后退，她就满屋子又唱歌，又跳舞，又笑。就这样，一次谈话让她搅黄了。
她总这样。办案人员就说，你不要装疯卖傻了！她如果是真疯，她就不应该听懂这句话，但是她听懂了。她就不唱歌跳舞了。唱歌跳舞办案人员不相信，她就改为能让办案人员相信的行为，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就脱了裤子撒n。办案人员掩面喊停，并教训她说，你一个文化人，国家干部，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来！连一个农村妇女都不如。赶快把裤子提起来！她就提起来了，很羞愧的样子。她说我是真疯了，刚才是真疯了，脑子里有幻觉。
装疯、真疯都不管用。为了继续不说，她决定死了算了。这样老慕就会因为她的死而没事，而继续当市长，就会非常感谢她，想念她，还像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爱她，所以她仍然是幸福的。这真是一个最佳选择。办案人员肯定没有办法了，面对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他们肯定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她把一个盛化妆品的玻璃瓶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摔碎了，然后攥着锋利的碎片上床睡觉。她乘同屋住的监视人员不太注意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蒙住头，用玻璃碎片割手腕上的动脉血管。非常地疼，她就动了一下。她感到血在流，就非常地害怕，就连续扭动起来。完全是下意识的。最后她还喊起来，喊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但事后据办案人员说，她喊的是救命。既然想自杀，为什么还喊救命？显然非常不合逻辑，所以在所有的材料里都说她表演了割腕自杀的把戏。但是她坚持说，我是真想自杀。
监视人员见她在被窝里动，还喊，就把她救下来，送进了医院里。
既然不是尸体，办案人员就有办法叫她开口了。办案人员说，慕绥新是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了，你想用两只手给他堵住，办得到吗？办不到的。这时贾桂娥等已经交待了慕绥新的许多问题。他的确是漏d百出，问题不少了。办案人员没有骗她，也不是诈她。的确是这么一个问题。她想一想，冷静思考一下，觉得以前自己真是太天真了，怎么没有想到那个贾桂娥呢？她也能像自己一样忠于老慕吗？不会的。她肯定把老慕出卖了。
其实贾桂娥一开始也是不说，最后办案人员帮她分析，说老慕骗你离婚，根本就不爱你，你还保他？她一想也是啊，就说了。办案人员专门会“挑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然保不住老慕了，那就说吧。不说也没办法了，自杀的招儿都使了，到头了，可惜没有成功，人家还不认可，说是假装自杀，再杀一次，再不成功，这是很有可能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所以她只得说了。她说在沈阳有个保险箱，在朋友家放着。马上带办案人员把保险箱取来，里面是现金、字画、首饰、手表等。办案人员分析，不会只有这么多财产，起码还应该有一些存折，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雪里埋小猪，总会露出个蹄脚来。就继续问她，反复问她，她就抵挡不了啦，五迷了，不知怎么就说漏了嘴，说还有人送过7万美元，说了就非常害怕，打定主意，办案人员如果接着问，她就什么话也不说。
幸好办案人员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没有接着问她这件事，而是又问别的事，她就把心放下了，而且还觉得办案人员也不过如此，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他们了。
正在非常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问：“你说的7万美元在哪儿？讲！”猝不及防，她一下子就傻眼了，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原来制定的什么也不说的战略完全忘记了，她觉得只有说才能挡过去，其实只要一开口，她必定要失败。她说在卡上。
卡在哪儿？
又说没有在卡上。
没有在卡上，在哪儿？好好想一想，别慌。办案人员开始安慰她，给她倒水喝。他们特别会揣摸人的心理，知道她快投降了，赶紧显出优待俘虏的样子。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别急。果然，这种很自己人的样子使她受到了感动，她感到很温暖，作为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总想靠近温暖，而不愿与人为敌，感受寒冷。所以她立刻就放下武器了，说在保险箱里，保险箱在大连。
办案人员同她一起去大连。到了银行里，走过好几道门，才到了那间放保险箱的密室。人们看看她，又看看一排排的保险箱，希望她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存钱的那个保险箱是哪一个。但是她偏偏就忘了，忘记号码了。她说忘记号码了。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办案人员无法让她想起来，可又不能退回去，不把近在咫尺的赃款取到，错过时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银行的规定非常严格，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只认开户人，不认其他任何人。任何行政命令在这里不起作用。
办案人员说挨个试验。这个办法很笨，但万无一失。
她只得向保险箱走过去。其实她并没有忘记号码，只是不想去碰那个定时炸弹。有一万多个保险箱，你们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吗？她开始一个一个摸过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会摸到那个定时炸弹。
办案人员看出了门道，说不要这样摸了，从那头开始摸。那头的保险箱很高档很豪华。保险箱也分三五九等。办案人员估计，市长夫人的保险箱肯定是最高档的。而最高档的保险箱不多，只有一百来个。很快就会摸一遍。
梅花不情愿地走过去，动作很慢地摸起来。所谓摸就是用手指按保险箱的某个地方，哪个有反应，哪个就是你的保险箱，这叫活体指纹密码。
但是摸了一遍，哪个也没有反应。没在高档的里面，而在中、低档的里面吗？再试一遍那可就要费功夫了。也许手指用错了，她故意把手指用错了，刚才她用的是食指，现在让她改过来，用中指再摸一遍。她一听，本能地退后一步，不肯去摸。办案人员说，刚才已经摸了一遍，现在再摸一遍怕什么？怕保险箱还打不开吗？不会的，肯定能打开。
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退路了，就一个一个很程式化地摸过去，突然在一个保险箱旁停下来。毫无疑问这个保险箱就是了。
大家却没有催她，大家等待着。她看了看大家，说：“我害怕。”样子很可怜，几乎在发抖。在慕绥新的财产面前，可怜得发抖。财大并未气粗。大家赶紧给予温暖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她就颤抖着把右手的中指伸过去，一按，绿灯亮了。
银行工作人员拿来钥匙，打开了这个保险箱。里面有4个纸袋和一个布袋。纸袋里装满成捆的美元，布袋里面是名贵手表和金银首饰。
一清点，4个纸袋里的美元共计：70万元。
不想谢幕
随着前妻和现妻的相继被突破，慕绥新的问题被抓住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了。于是，在2001年3月21日，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赴沈阳向慕绥新宣布了对其立案调查和实行“两规”的决定。
这时慕绥新的心情复杂极了。作为一个副省级干部被“两规”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胡长清、成克杰的形象不断在他脑子里闪现，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吗？不！他从小就想做好人，不想做坏人，他努力地干事情，而且干成了事情，他只是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他看着刘丽英，刘丽英的表情很沉重。他想知道上级对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我们的官员在紧要的关口，总是想到上级，岂不知群众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也多少起着一些作用。他的问题最终能暴露出来，就是群众的举报信引发的。不过如何查处，那就由上级说了算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像慕绥新这样的人不会被放过。他想知道中央对他有个什么看法，有个什么结论，这显然是太早了。这得通过调查，才能最后下结论。他太着急了。不过，叫谁，谁也是沉不住气。这好比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心里没底。
但他很快也就把问题想明白了，他希望能够得到保护。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太大，或者说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能太大。他收了许多人的钱，也给许多人办了事，但是收了钱而没有给办事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一律非常小心地把钱退回去了。一是为了心理平衡，不欠人家的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心存怨恨，事后举报他。
但他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有人举报，上边知道了，怎么办呢？风气不正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这个风气嘛，法不责众嘛。所以对有人会告他，反映他点问题，他还是有思想准备的。哪个领导干部不挨告？女人怕生孩子就不要跟男人睡觉，干部怕挨告就不要当领导。但没有确凿证据，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自己说清楚也就算了。
这里边有很大的学问，得看自己的综合实力，即上边是否有领导赏识你，下边是否有自己的势力支撑着你，中间你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政绩，三者缺一不可。他经营多年，自认为这三方面都不弱，铜帮铁底，牢不可破。正因如此，平时他才认为不会有问题，才那样大大咧咧，一种不严加防范的样子。如今出事了，他该怎么办？
看来上面的态度他是左右不了啦，下边的支撑也许还会发挥一些作用，主要是看自己了，能否把问题承认得最少，把“政绩市长”的形象保持下去。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大闺女上轿——头一遭。不知是什么“待遇”，是否很严厉？自己的病肯定是保证不了治疗了。但是令他非常感动，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慕绥新案的公诉人在法庭上
“进去”以后，没有急着跟他谈话，好像根本就没有跟他谈话的意思，把谈话的事给忘了。这使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是上边有人在关照他，发下什么话来了。其实发下来的话就是“办案服从治疗”，这不很对吗？先不跟你谈话，别影响你的病。还是住在很高级的病房里，对他的病却比过去还当真了。那些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过去是怎么治的，经过几个阶段，都用过什么药，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能说出过去治疗的某些重要的细节，很流利地说出那些非常绕口的进口西药的名称。功夫下得真到，功夫下在了办案之外。那些很知名的大夫本来是有些派头的，但在这些高水平的“陪护”人员面前也不敢摆了，恐怕稍一不慎被挑了眼。
专案组又为他抽调来更知名的医生，连护理人员也换最高级的。他非常感动，他有点躺不住了，病不下去了。
他也知道了大家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奉了谁的关照，在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怎么说更好呢？与其说放过他就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倒不如说查处他才是保护他的政治生命，党的政策一贯是“治病救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绝不是要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要抓住他，就必须先保护好他的生理生命。
但也用不着这么精心和重视啊！用得着。这是在让他受到感动，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虽然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还是感动了。感动了就好办，就是要你的感动。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感动了你就不对立了，至于你说不说先不管，那是下一步的事，下一步你也必定会像第一步受感动一样，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你已经进入了一种设定好了的程序之中。现在你已经感动了，好，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感动的，总之你感动了。也许你觉得大家伙都很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组织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一套不行，又换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你明知道这不是大家的最终目的，更不是大家的专业，大家不会特别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赶快拿到你收钱的数字，但是不行，大家得强制着自己干这个，干医生这行的事，还得像背外语单词一样，把洋药名背个烂熟，你说这有多么不容易吧，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上感动了。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